《钦定大清会典》卷五十六中规定:“如轻罪滥用重锁,重罪私用轻锁,及应三道而用九道,应九道而用三道,狱官题参,禁卒革役,受贿者照枉法从重论。”这是对于当时监狱里刑具使用作出的严格规定,侧面反映了滥用刑具的普遍性。清乾隆五年(1740年)完成的《钦定大清律例》中规定:监狱里的刑具,“一曰枷,以乾木为之,长三尺,径二尺九寸,重二十五斤:一曰杻,以乾木为之,长一尺六寸,厚一寸,男子死罪用之;一曰铁索,以铁为之,长七尺,重五斤;一曰镣,以铁为之,连环重一斤,徙罪以上用之。”由这样来看,清朝监狱里的刑具规格不大,也比较轻,使用范围也不完全一样。不过,在清朝的监狱中,常常使用的刑具却不拘泥于此,铁索和特用的重枷达到了35斤至120斤。而且,早在清朝康熙十九年(1680年)制定并颁布施行的《刑部现行则例》中就明确规定:“除关系强盗人命等重罪人犯脖项及手足概用铁索镣各三条外,其余人犯具照民人用铁索镣各一条。”由此能够看出,当时对于狱中的人犯在监禁期间就已经开始使用铁索镣而放弃使用长枷了。康熙年间,朝廷还曾多次强调监狱中刑具的规格,《古今图书集成》中的刑典律令相关内容中就记载说:“(监狱的刑具)俱照部式遵行。”对于盗窃犯的刑具使用,《刑部现行则例》中更是特别规定,按照省籍的不同而另有不同的规定,比如,籍贯在当时的直隶省的盗窃犯,初犯行窃四次以上并再犯三次以上的,或结伙,或携带凶器行窃者,杖打、刺字并加系带铁杆一杖,以40斤为度,定限一年释放。清朝监狱存在不少狱吏私自滥用刑具的事情,由此也曾经激起了不少的事变。为了预防这种弊端,《大清律例》中规定,凡是监狱官吏私自滥用刑具“凌虐罪囚”或“囚应禁而不禁者”,依照刑律严惩不贷。而且,《刑部现行则例》更加明确规定,凡是官员用匣床者,革职,杖一百,流三千里,禁卒杖一百革役。所谓的“匣床”,是一种非常残忍的刑具。想要了解这种刑具,要先说说匣床的“匣”。最初的时候,并没有匣床这种刑具,而只有匣。匣在刑具中属于足械,是用来锁住人犯的双脚。一般来说,匣与枷同用,用来限制人犯的行动,防止其逃跑。说起来,匣这种刑具很简单,并不具备床的功能。后来,匣被制作得越来越大,其功能也越来越多了。被制作得很大的匣不仅能锁住人犯的脚,而且大得还可以让人犯躺在上面,并且能够将人犯的整个身体捆绑起来。如此一来,匣这种刑具就具备了床的功能,于是,匣就变成了所谓的“匣床”。关于匣床,明朝的吕坤在他的《实政录》一书中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匣床)头上有揪头环,项间有夹项销,胸间有拦胸铁索,腹上有压腹梁。两手有双环铁钮,两胫有短索铁钉,两足闸于匣栏,仍有号天板一叶,钉长三寸,密如猬刺,利如狼牙。其板盖于囚身,去面不及二寸。”从吕坤的这些描述中能够准确的看出,匣床真的是一种非常残忍非常令人感到恐怖的刑具。人犯躺在匣床上之后,上面有铁环拉着人犯的头部,人犯的脖子也会被狠狠夹住,人犯的胸部被用铁索捆绑起来,腹部上还有木梁紧紧压住。而且,人犯的手也会被铁环锁住,小腿会被带有短绳的铁钉给牢固地束缚起来,两只脚也会被束缚于匣栏之中,匣床上面还会盖上一张木板,木板的一面有着密密麻麻的三寸长铁钉,距离人的面部不到两寸。在匣床里的人犯,别说逃跑了,就是想动弹一下都很艰难。因为人犯的全身上下,无论是头、身体、脚还是他的双手,全都被匣床牢牢地固定住了。还有,匣床外面还有类似于窗棂一样的栏杆,这些栏杆把匣床整个包裹了起来,状如鸟笼。这种情况下,狱吏不论怎样折磨人犯,人犯也只能默默承受着。明朝末年,匣床在监狱中的使用还非常普遍,不过,朝廷出于体恤之心,都是明令禁止、虐待人犯的。但是,在清朝的前期和中期,监狱里依然有官吏使用匣床这种刑具,一直到了清朝后期,匣床才真正被禁止不用了。在成书于清朝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共一百八十卷的《钦定大清会典》卷五十六中,有这样的规定:“如轻罪滥用重锁,重罪私用轻锁,及应三道而用九道,应九道而用三道,狱官题参,禁卒革役,受贿者照枉法从重论。”这也是对于当时监狱里刑具使用而作出的严格规定。不过,清廷对于监狱刑具的使用而制定的法律条文与真实的情况往往相异,所以,在清朝的前期和中期,匣床、大镣大枷、木笼等明令禁止的刑具依然在监狱里不断滥用,监狱里的刑具规格也因为地区不同、监狱不同而各有差别,监狱里的官吏往往在刑具的使用方面投机取巧,惨死于刑具者日益增多,因此,清廷被迫三番五次地对监狱里的刑具使用作出严格规定。乾隆年间,张廷玉等奉圣旨编撰,后由纪昀等校订,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共三百卷的《清朝文献通考》卷一百九十六中就记载说:“严刑具不一之禁。”禁止狱吏擅自使用匣床以及押解人役擅自给人犯加用大镣和大枷。与历朝的监狱刑具管理相比,清廷对于监狱的刑具管理显得力不从心,监狱管理弊病百出,祸端丛生,人犯被虐待的事情层出不穷。这是制度土壤决定的,非人力可以扭转。